陈独秀像许多文化人一样，并不自诩为书法家，他的书法不为一般人所知。说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具个性的杰出书法家，许多人会不以为然。但他的书法，在当时就受到了很高的赞赏，名重大江南北。只是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不大被人们提起了。想了解更多书法相关干货内容，请持续关注“新翰丹书法”!

      1916年底，北京大学为改革校风，充实大学生文化生活，经蔡元培与陈独秀倡议，成立了“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”，请马叙伦、沈尹默、刘季平等人为书法导师，陈独秀本人也亲自参与其中。这在民国初年是一伟大的创举，是近现代书法史上的一个特别事件，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高等学府，有一群人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来研究，这无疑成为书法艺术走进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      陈独秀的书法有一定的家学渊源。他两岁时生父病卒，出嗣于四叔陈衍庶为子。陈衍庶字昔凡，号石门湖客、石耕老人，活动于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。他在官宦之余雅好金石书画，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书画家。《怀宁县志》记，他特别崇尚邓石如、刘石庵、王石谷、沈石田，故自颜其居曰“四石师斋”。《历代画史汇传补编》《虹庐画谈》等绘画史籍中对陈衍庶绘画有记载。陈独秀生长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，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熏陶。

      他有着坚实的学识，过人的才情，此外更有一份特殊的境遇。因此，在我们看来，他的字里便总是萦绕着一种孤独与苍凉。陈独秀有不少书法作品传世，大都是被捕期间和出狱之后写下的。陈独秀羁押狱中时，除了朋友学生，还有军政要员，还有知其善书而慕其名的好事者，备上礼品来狱中探望，请他留下墨宝，他都慷慨应允，奋笔挥毫，借此抒发心中块垒。那一挥而就的畅快，是其它方式难以达到的。

      他给一名侦缉队长写了“还我河山”和“先天下忧”两条横幅;给一位不知名的来人写下了一幅“彩笔昔曾干气象，白头吟望苦低垂”的对联。何应钦请他写字，他提笔写了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相赠，以明其志。他的学生陈中凡来探视，陈独秀以篆书录谢枋得《北行》诗“雪中松柏愈青青”，表达了自己的信念。出狱后，他拒绝了各种诱惑，蛰居江津，潜心学问，留下许多书稿和书信墨迹。

      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现象，大凡文化人物在精神遭受挫折时，往往都会不约而同地亲近于书法而放弃政治，专心致志于书法艺术，以书法来排遣愁闷，疗治精神创伤。

      陈独秀被共产党开除，坐了国民党的牢狱，经历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，他便埋头文字学研究和书法艺术。“珊珊媚骨吴兴体，书法由来见性真。不识恩仇识权位，古今如此读书人。”这是陈独秀1934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所写大型组诗《金粉泪》(五十六首七言绝句组成)的第三十六首。历经种种磨难，此时的陈独秀的心态，昭然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      在民国时期的众多学人中，陈独秀的书法是风帜独标的。从他的书法作品以及大量的信札手迹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他驾驭笔墨的能力。他的书法，变幻莫测，精彩纷呈，显示了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与卓尔不群的艺术天分，表现出极尽变化的艺术创造能力。

      陈独秀在《实庵自传》中回忆：“至于写字，我喜欢临碑帖，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，我心里实在好笑，我已打定主意，只想考个举人了事，决不愿意再上进，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!”从这句话我们看出，陈独秀有着强烈的不愿“上进”的反叛精神，因此，对馆阁体持明确的反对态度就不足为怪了。

      读过现代书法史的人，都知道“陈独秀一句批评，沈尹默终成大家”的故事。

      陈独秀批评沈尹默的字“其俗在骨”，实际上也透露了他在书法上的美学主张。以“帖学”一系为宗的书风，一直是书法的正统，是“主流”，但同时“帖学”书风追求优雅自如，娴熟清醇，也容易滑向“媚俗”。所以要参以沉雄厚重的北碑，来改变笔法柔弱现象。我们看到，陈独秀的书法则是碑帖结合，各体兼备，写得汪洋闳肆、大气磅礴。我们今天所见的陈氏翰墨中，以书札、诗稿为多，大多为率性而作，纵横捭阖，豪迈倔强的个性，跃然纸上。

      陈独秀的书法是其以人格作为灵魂的，行笔随意而冲淡放达，心已不拘于物，归于自然而然，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。同样的，以他的书法来反观他的人生，我们又能体味到陈独秀为人的胸襟，他的耿介、倔强的秉性，由他的书法呈现在我们的眼前，那种不为成法所羁的率意，非胸怀博大而坦白者，则难能有此境界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。更多书法内容尽在新翰丹书法！